文章正文：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
再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违背了程序法服务实体法的法理原则。实体法是指规定现实社会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程序法律是指受害者为何选择"私了" 规定保护实体权利义务的实现的而进行诉讼的步骤、方式或方法的法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程序法是手段，实体法是目的，程序法服务实体法。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在惩治犯罪方面，它的服务对象固然是刑法，但在保护人们被犯罪行为侵犯的合法民事权益方面，它也不应超越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范畴，还应当服务民事实体法。然而，民事实体法准许精神赔偿，刑事诉讼法排除精神赔偿，司法实践也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精神赔偿拒之门外，这样，不仅打破了程序法和实体法手段和目的的正常关系，而且还出现了实体法服从程序法的怪现象。
最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势必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人民法院的工作负荷，降低诉讼效率。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民事诉讼，而不是附属于刑事诉讼的，它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和效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合并审理。既然民事诉讼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制度，那么附带民事诉讼就应该按民事法律制度来进行，就应当包含民事诉讼的一切要素，但附带民事诉讼中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且将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民事诉讼赔偿之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国外,早在罗马法中就有对侵害人的身体、健康、生命权等非财产损失的赔偿制度，即人身损害的慰抚金赔偿制度。《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或侵夺他人自由者，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数额”；《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法国为大陆法系国家，但判例与学理皆认为此条款中“损害”应解释为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包括财产赔偿与非财产权上的赔偿即精神赔偿。《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不论侵害他人之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权，依前条规定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者，对于财产以外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日本民法对人身损害的精神赔偿规定得相对全面，其“财产以外之损害”即精神损害。瑞士新债法也有此规定，美国判例认为不妨认可对人身损害之精神赔偿请求。可见两大法系中的主要国家都未对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禁止，我国既然受大陆法系国家司法体制影响较深，应当借鉴和参考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明文予以规定。
司法实践中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突破。2004 年5月无业人员李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受害人赵某等人的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李某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近七十万元。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受理该案的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附民原告人的请求。
此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三、阻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观点
. 目前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不予受理的规定，司法界主要有两种主张：第一种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是抚慰作用，犯罪分子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最好的抚慰，所以也就不需要什么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种认为我国目前经济不够发达，被告人往往是贫穷缘故而实施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无经济赔偿能力，或因被告人判处徒刑被收监执行无经济收入等。法院即使判了，也等于是“法律白条”。
笔者认为，首先，对被害人科以刑罚不能完全使被害人得到精神上的慰籍。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③很显然，不能以被告人已受到刑罚处罚为理由而否认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对犯罪人定罪处罚已足矣抚慰被害人所受的精神创伤，被害人或许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但是否放弃应由被害人自己选择，法律不应否认被害人要求就精神损害而要求赔偿的权利。比如在故意杀人、重伤或****等恶性案件中，如果对被告人处以极刑，很可能使被害人精神完全得到慰籍，被害人也不可能向被告人（已处极刑）提出精神损害
③参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6页。
赔偿；而如果判处在被害人心中认为较轻的刑罚，就应该赋予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慰籍被害人的心里创伤。
其次，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种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比如说，过失致人死亡的被告人，被判二年缓刑，或者三年实刑等，作为犯罪分子向国家承担了责任，法律给予否定评价，但受害人精神伤害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如****、奸淫幼女、毁人容貌的受害者，虽然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但对于受害人心身伤害却永远无法得到抚平，用金钱赔偿损失也许是最好
办法。目前，好多刑事自诉案件，受害者本来打算提起刑事附带事民诉讼，但受
害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赔偿，不得已放弃了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只提起民事诉讼，从某种角度讲，就放纵了犯罪，违背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原则，同时也违背我国犯法必究的法制原则。
所以，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发生了错误理解。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
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其法律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因为精神损害，只能通过财产的方式进行，其他民事责任方式以及刑事处罚不能取代精神损害赔偿。第一种观点用刑事处罚代替了精神抚慰赔偿，忽视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主要功能——填补功能，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填补功能、抚慰功能和惩罚功能。所谓填补功能，是以物质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形式达到填补受害人或者死者家属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的目的。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者来说应是一种抚慰，虽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有所重叠，但这种性质的抚慰和惩罚不能完全代替经济赔偿。如在绑架、****、抢劫等暴力犯罪案件中，受害人有可能在肢体上没有留下伤残，然而其人身权却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不法侵害，遭受的精神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如果仅以犯罪分子受到刑事处罚来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失是远远不够的。第二种观点可以说没有任何法律上和科学上的依据，持这种观点的人对立法缺乏前瞻性，滥用我国经济现状，以偏概全，更不可取。有鉴于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启动修改程序，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就附带民事诉讼精神赔偿问题重新作出新的规定。所谓的“法律白条”问题.我们认为，以财产作为补偿精神损害的一种方式，其用意不在